张艺谋对先锋小说的影像化重塑*1

麦克卢汉曾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中提到：“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1]227“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一部电影的内容是一部小说、一个剧本、或一场歌剧。”[1]238在中国当代影坛中，张艺谋是文学情结比较深厚的一位导演，始终对将思想深刻的当代小说搬上银幕，先后将《红高粱家族》、《妻妾成群》、《活着》等优秀的先锋小说改编成电影，并借此在国际电影节上斩获不少奖项，对此有不少论述，有的从叙事策略谈其改编[2]，有的谈其改编的美学追求[3]，有的比较其文学与电影的审美转换[4]或比较其特色[5]，等等。然而，长期以来，对此商业化浪潮中，媒介用庸俗娱乐置换政治诉求，传播学界批判学派表示忧心忡忡；张艺谋电影对先锋小说的借鉴，似乎使中国电影在商业利益与思想深度中寻求到了一个平衡点。本文从张艺谋电影改编的手段与目的双重视角来探讨，认为张艺谋电影大多是由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改编而来，其思想深度在与娱乐媚俗的博弈中占领了上风，是先锋思想与银幕影像碰撞所产生的奇景；另一方面，以影像形式呈现出来的先锋隐喻又在感官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冲击，通过对民族色彩的强化，张艺谋又先后创造了带着浓郁东方色彩的酒神神话、大院神话、皮影神话等古老神话。

一、先锋隐喻的继承与置换

先锋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对中国当代文坛有着特殊的意义。先锋作家对主流话语的反叛，潜伏在新奇形式的追求和艰涩隐喻的构建中。张艺谋在对先锋小说的影视诠释中，悄然继承或是置换了先锋小说中的隐喻。

(一)人性隐喻的抉择——中庸化呈现

先锋作家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说：“我开始意识到生活是不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我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现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于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所谓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事实求是地进行着。”[6]先锋作家为了反叛表面的虚伪真实，开始极力追求以一种新奇夸张的形式来诠释精神的真实，这一点在对人性的隐喻写作中有集中体现。对于人性的挖掘，张艺谋在改编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先锋思想，但却通过对情节的删减和人性的淡化使张狂的人性隐喻在电影中显得趋于中庸。

莫言在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中，开篇便强调“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7]2这十个“最”字完美地诠释了《红高粱家族》中作为极端矛盾结合体的鲜活人物。莫言笔下没有绝对理想化的人物，即没有完全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有的只是最真实的人。而张艺谋电影《红高粱》却将人物理想化了，摒弃了真实的矛盾。在电影《红高粱》中，“我爷爷”是一位英雄色彩厚重、敢爱敢恨、感情专一的纯爷们儿，而删去了小说中关于“我爷爷”残忍粗暴的情节。小说中，“我爷爷”在年少时就亲手杀了一个和母亲通奸的和尚，“他窜过去，脑袋胀得像鼓皮一样，太阳穴像擂鼓一样咚咚响。仿佛是那小剑自己钻进了和尚的软肋。和尚踉跄两步，手扶一棵树站定，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和尚的眼神是痛苦的、可怜的，他一时感到非常后悔，和尚什么也没说，慢吞吞地扶着树倒了。”[7]100母亲得知和尚的死讯便上吊自杀了。“我爷爷”身上背着两条人命背井离乡，在十八里坡，又为了“我奶奶”在无辜的单家杀人放火，小说中对这一情景的描写可谓浓墨重彩，不惜篇幅，“他点燃的是那个离开高粱秸子垛二十几步远的高粱叶子垛。高粱叶子松软，着得快，也灭得快，那天晚上无风，天河横亘，星斗灿烂，一把大火直上直下，映得半个村庄亮如白昼。”[7]97“余占鳌抽出小剑，对着那条细长的白脖子用刀一抹。一股阴凉的气从脖子的断处直扑到他的手腕子上。接着，热乎乎的粘血便溅满了他的手。”[7]98“余占鳌听到了东院里大骡子的磨牙顿蹄声。三星偏西，已经是后半夜了。他抖擞精神，手持小剑，觑着那单亭秀离门口三五步远时，便迎面扑上去。因用力过猛，连剑柄都攮进了老头的胸膛里。老头往后一展双臂，做一个奋飞的姿势——瓦罐落地开花叽里喀喳——便慢慢地仰天倒地。”[7]102而在电影中，张艺谋完全放弃了这些狂虐血腥的场景，取而代之的只是一段以“我奶奶”骑着骡子走向夕阳黄土地为背景的画外音：“就在我奶奶骂他爹的时候，十八里坡已经出了事，李大头(注：小说中的单扁郎)给人杀了，究竟是谁干的，一直弄不清楚，我总觉得这事儿像是我爷爷干的，可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也没问过他。”再有就是关于“我爷爷”对“我奶奶”的爱，电影中在呈现这段爱情时，保留了“我爷爷”为了“我奶奶”勇斗拦轿大盗、斩杀李大头(单扁郎)、不惜单枪匹马闯贼窝等英雄救美的情节，而刻意忽略了“我爷爷”后来对“我奶奶”的不忠，为《红高粱》谱写了一曲理想化的爱情。而小说中，“爷爷在爱着奶奶的同时，又爱上了奶奶雇来的小姑娘——已经长成了漆黑发亮的大姑娘恋儿。父亲咬伤奶奶时，爷爷因厌烦奶奶的醋劲，在邻村买了一排房屋，把恋儿接去住了。”[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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