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电影文本中的展示主义以菊豆活着中的

近几年，在中国当代电影领域流行一个概念，即“展示主义”，这一概念源自美籍华人周蕾在《原初的激情》一书中对张艺谋拍摄的影片进行的研究和分析。她提出的“展示主义”其实就是在当代电影作品中，站在女性的角度，对女性角色由内而外的出发点、有意迎合、反抗的一种展示[1]。

一、张艺谋电影《菊豆》反抗型展示主义

在张艺谋的电影《菊豆》中，菊豆作为女性反抗型展示主义的代表，成功展示了女性的内心世界。有一个短暂的镜头让观众印象深刻。影片中，菊豆在得知天青偷看她后，她慢慢解开衣服，以一个满身是伤、头发凌乱的形象诠释着那个时代女性悲惨的命运[2]。而天青看到时并没有太多的反应，菊豆的转身则意味着其内心在反抗着对她不利的命运安排，可以说，张艺谋镜头下的菊豆成为了反抗型展示主义的代表。一方面，从女性自身塑造来看，张艺谋在拍摄的过程中，赋予了菊豆很多悲惨的色彩，影片中的菊豆不甘心命运的安排，她的“一个转身”以及她脱掉上衣，看似非常平常的两个镜头，呈现出三层不同的含义，第一，菊豆用自己身体上的伤痕来反抗天青的窥视，她用这些伤疤向天青诉说自己受到的伤害。第二，菊豆作为一名女性，她用自己的伤痕向当时女性地位反抗，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父权社会给女性带来的伤害。第三，菊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出女性的弱势。张艺谋在这部电影中，通过对角色的塑造实现展示主义，运用这种反抗型展示主义让形象更加丰满，故事更加吸引人。

另一方面，在《菊豆》这部电影中，张艺谋通过三处反抗镜头，让这部作品的情节更加跌宕起伏，更将中国当代电影文本中的“反抗型展示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部电影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中国电影文本中的“反抗型展示主义”展示出来的多是历史的、民族的苦难，而在西方的电影文本展示主义中，所展示出来的只是民俗文化部分，很多西方的导演将苦难叙事抛在一边，受难者或者受害者并不是他们要展示的对象，反而一些获益的元素成为其展示的主要对象。这也是中国电影与西方电影在文本展示主义方面最大的区别。

二、张艺谋电影《活着》有意迎合的展示主义

与《菊豆》相反，张艺谋导演的《活着》则是有意迎合的展示主义。在《活着》这部电影中，展示出来的是主体迎合的一种展示心态。众所周知，《活着》这部电影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为故事背景，电影中突出了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给当时人们的身心带来的伤害，以及人性的扭曲，例如影片中有庆的死，被福贵认为“都因别人的降生而死。”简单的语言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能够活着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一方面，《活着》这部影片充分展示出来了人性冷漠的元素。比较典型的一幕则是凤霞的死亡，直指当时社会发展的畸形，技术的落后，人们的冷漠，造成了凤霞的悲惨结局。看似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却能够反映出当时红卫兵的冷漠，这种病态社会环境下，人们的生活、人性等都发生了扭曲。这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悲哀，更是人性社会病态发展的悲哀。除此之外，凤霞的死还展示出当时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心里阴影是十分巨大的，二喜朝着墙上的毛主席像鞠了一躬，说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场面虽然很真实，却又充满了戏剧性。

另一方面，《活着》这部影片具有浓厚的时代元素。自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段缓慢发展时期，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创造的人物形象所展示出来的不仅有反抗的一面，还有“文革”时期人们没有了情感，没有了帮助，有的只是相互伤害的一面。在《活着》这部影片中，张艺谋通过讽刺和批判的手法来展示当时社会发展的特点，充分表达人性，展示人物在历史中的体验和活动。从张艺谋的拍摄手法和拍摄思路来看，中国电影文本中“迎合型”展示理论也并不可靠，张艺谋之所以会选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发展现状为拍摄背景，不单纯是为了迎合，更多的是为了“示丑”。

三、结语

综上所述，《菊豆》和《活着》是张艺谋的众多作品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在我国电影行业正在与国际接轨的大环境下，张艺谋的两部作品则将中国电影文本的展示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更成为了很多年轻导演学习的典范，虽然张艺谋拍摄电影的方式受到争议，但是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反映很多社会现象。

文章来源：《当代电影》 网址: http://www.dddyzz.cn/qikandaodu/2021/0224/4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