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没有过不去的年》：生活流叙事下的当代

电影《没有过不去的年》海报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帷幕骤然拉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狂飙突进将整个中国社会卷入其中，传统的家庭伦理与乡土秩序备受冲击。寄身于不断加速的都市丛林中的人们，又该如何去寻求身份与情感认同？著名导演尹力执导的电影《没有过不去的年》试图用全景式的生活流叙事，描摹出当代社会的复杂精神图谱。

影片的故事主线讲述的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因家庭成员疲于奔命、情感疏离，年关将至却无法回安徽农村老家团聚，但因老母亲意外查出身患癌症而匆忙返乡过年的故事；副线则是老家因发展经济而暴露出环境污染、官员贪腐、民心动荡等问题。两条故事线索交织并进，最终汇聚到年夜饭这一仪式化段落中。总体来看，影片的叙事手法是非常写实的，尽管其中也夹杂了些许超现实片段。创作者显然并不想讲述一个逻辑严整的故事，而是代之以大量松散细碎的生活片段，且尽量保持开放中立的姿态。同时，这些散点式的片段又触及了中年危机、空巢老人、代际冲突、城乡差异、环境污染、权钱交易等诸多议题，堪称一幅当代中国斑驳陆离的全景画。

从叙事视角来看，该片的显著之处在于采取了以小见大、家国同构的方式。创作者以一个普通家庭为切口，以此透视更为广阔的社会情状。如同无数家庭一样，这个家庭的成员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远离故土，辗转飘蓬，并分化为不同的职业与阶层。身为著名编剧的大儿子王自亮周旋于妻女、情人、老板、明星等人之间，看似是颇具正义感的成功人士，但患得患失、汲汲于名利，为了维持国外的优渥生活而焦头烂额。二儿子王自建作为地方干部，长期与母亲关系不和，且陷入了权钱交易的漩涡。身为教授的大女儿王向藜离异多年、冷漠孤高，与沉溺于游戏的女儿缺乏情感交流。在肉联厂工作的小女儿王向薇一家努力维持清贫生活，却过得安分知足。年迈的老母亲宋宝珍孤寡一人，渴望和睦温馨的家庭团圆，但又常常难遂其愿。影片淋漓尽致地描画出了成人世界的种种身不由己、狼狈不堪。王自亮一家三代的生活，折射的是当代中国的众生相。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表面上依循的是日常现实主义路径，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现实主义的路径。片中大量的生活流书写，都与人物彼时彼刻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创作者有意借助服饰、环境等视觉呈现以及反讽、荒诞等艺术手法，将人物的内在心理与情感处境外化。主人公王自亮蓬头垢面的外貌、轻浮急躁的行为举止，以及他所身处环境的嘈杂无序，都可谓他生存焦虑与精神危机的一种体现。王自亮宴请情人家人时偶遇结婚现场、年轻演员被制片方以两只老母鸡作为劳务费打发、传记“金主”以八字不合为由强迫王自亮改名字……种种片段都体现出现实世界的残酷与荒诞意味。影片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充斥着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现代社会，以及身处这个世界中的人们被异化的精神状态。可以说，这是影片对于启蒙现代性的一种有意识的反思。

为了进一步展现这种精神状态的异化，影片有意借助了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叙事。老母亲宋宝珍在城市中生活得并不舒心，回到老家后才身心自在，甚至在干儿子元能的照顾下安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在影片的描画中，城市是清冷的、快速的、嘈杂的，乡村是温暖的、缓慢的、诗意的。前者依赖的是无孔不入的资本逻辑，后者诉诸的是纯粹朴素的情感联结。在乡村以外的世界里，人们日益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儿子王自亮在享受金钱带来的家庭地位和婚外情的同时频频俯就于资本的裙裾之下，二儿子面对自己的贪腐行为心安理得，大女儿对身外之事漠不关心，物质的富足并没有带来精神的自足。相较之下，反倒是清贫的小女儿和菜花两家流露出难得的温情。影片末尾的团圆饭片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仪式场景，在作为传统伦理化身的母亲的感召下，一家人达成了情感的和解，也完成了精神的净化。在阁楼上，王自亮化身少年时的纯真自我，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重新找到与母亲、世界的情感联结。漂泊的浪子只有回到故土，才能迷途知返。这里既是他们的生身之所，也是他们的精神原乡。

作为一部以“过年”为主题的电影，《没有过不去的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温情的其乐融融的结尾。但显然，这个结局并非创作者的真正意图。或许出于贺岁的考量，创作者有意弱化了批判和反思的锋芒。实际上，整部影片以母亲到医院检查身体为始，以母亲和其他村民罹患癌症为终，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疾病隐喻：现代社会面临种种危机，而我们的故土故人和传统伦理正日渐远去。影片末尾王自亮等人的重归本真，只不过是当下社会种种病症的一种想象性解决，日常生活的不堪和沦落仍在重复不断地上演。影片再次发出了一个近些年来各种返乡书写频频抛出的疑问：乡关何处？或许我们可以说，没有过不去的年，只有回不去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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