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电影里，为何有这么多男人的眼泪？

北欧电影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这不止体现在白黑灰的宜家风布景，而体现为一种深沉的焦虑。苦思冥想，悲喜难决。

正如2020年获得欧洲电影奖的《酒精计划》，人物往往已不为生计担忧，而是在平静的生活下暗流涌动，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中直面生存的意义和原始的焦灼。

用鲁迅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

最好的例子是，当全世界都在如火如荼搞Me，too时，丹麦先是在2012年来了一部讲小女孩用性侵指控几乎让拔叔（MadsMikkelson）身败名裂的《狩猎》，又在2019年来了一部讲擅长为女性维权的律师继母诱奸未成年继子并在事败后迫使其自杀的《红心女王》。

而这样的文化创作深植于其社会背景之中。北欧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人们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上一代人交的税到这一代还没用完。当物质需求已不成为桎梏，精神需求就变成为首要思考。

宗教传统依然在社会中隐隐约约发挥影响，德先生和赛先生也不遑多让，再加上漫长的冬天和冬天少到可怜的日照，“上帝死了”这个问题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在北欧如此迫切。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只有北欧人能刨根问底不死不休地用电影追问人性和生存而不显得做作。

人性，太人性的。北欧电影对人性的拷问不同于韩国商业片那种噱头大于实质的“奇情”，也非黑色电影传统里的光明与黑暗交织的阴郁，而是在温暖的底色里散发出寒意，又在寒意中燃烧出炽热。

时不时地，电影还冒出几个北欧特色的冷笑话（北欧几国人经常以谁的笑话更冷互黑），让笔者一边笑一边扎心得像浑身上下被戳了一百个透明窟窿。这些焦心的情感体验与整体风格的冷峻一道，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体验。

拉斯·冯提尔已为中国观众熟知（事实上，他极端的风格让不少人称他为“疯提尔”）；道格玛95运动已为中国学者熟知；另有不少北欧电影因在奥斯卡和三大电影节获奖而为人熟知。本文将绕开这些，半是漫谈，半是安利，以几部相对小众的丹麦电影为例来管中窥豹。

首先值得一提的当然是2020年的《酒精计划》。《酒精计划》绝非一个与中年危机搏斗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们在好莱坞已看过太多）。

我们应当注意片中那个羞涩、紧张的学生。按说他正处于生命中最璀璨的时代，按说北欧“高考”的难度与国内比简直不值一提。但他紧张到还没进入考场就要掉头放弃。只有在酒精的激励下，他才说出了几句克尔凯郭尔。

他和几位“酒精计划”的执行者互为映照。他只是比后者还早地发现了生命的可怕。他会顺利拿到学位，也许会费点周折但很可能也会找到工作，工作十年，还会在阳光灿烂的南欧海边买个小屋去过冬。

但是，然后呢？生活仅仅就是这些吗？酒神，高昂的酒神，人们虔诚地侍奉他，用欢聚和欢笑来抵御生活的无意义，影片可以在“Lifeisbeautiful”的醉人旋律和拔叔的迷人舞蹈中戛然而止，但“如何活下去？”还是你每时每刻要面对的问题。

此类生存的焦虑是当代北欧电影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约阿希姆·提尔（JoachimTrier）最为中国观众熟知的大概是《奥斯陆，8月31日》（2011）：瘾君子离开戒毒所，亲人、朋友和社会都在为他重新融入社会努力。但他游荡在他们之中，格格不入，仿佛一切都离他如此遥远，一切都与他无关。

这或许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他参加party，人们或饮或舞，热闹非凡，只是加剧了他的孤独。那些热闹在他看来说不定荒谬绝伦呢。太阳从未真正离开过极昼的奥斯陆，但光明和温暖亦与他无关。

最终，他在游荡了一个白天又一个黑夜后，在人们的笑声渐渐远去后，又给自己来了一针。

而他另一部稍近的作品《猛于炮火》（2015）则讲述了一个各怀秘密和伤痛的家庭：身为著名战地女记者的母亲无法抗拒远方的诱惑，一次又一次放弃家庭奔赴战地，父亲出轨以自我麻痹，名校社会学博士毕业的长子（“卷西”杰西·艾森伯格饰演）刚刚做了父亲，却因为电影并未告知的原因而几欲逃离，尚在青春期的次子则孤僻自闭。

文章来源：《当代电影》 网址: http://www.dddyzz.cn/zonghexinwen/2021/0412/609.html